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3年在达拉斯遇刺身亡。谁是凶手，什么原因，这桩牵动亿万人心的命案，数十年后仍是迷雾一团，无疑成了讲故事、编小说的最佳素材。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作，长篇小说《天秤星座》，对这桩老命案的新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正如人们不必为法国中尉和他的女人的未来而杞人忧天，你也不必为自己探究肯尼迪遇刺秘史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而伤心失望，真相大白，正如贝克特不知道在等待的多戈是谁，作者唐·德里罗更不知道是谁杀了肯尼迪总统，尽管在他的笔下，李·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的动机、过程，以及推动他的外部因素最终都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假故事，或者说是个真正的故事，作者早已有言在先，为了填补史料的空白，他已“对事件作了修改和渲染，将真实的人物推入想象的时空，并虚构了某些事件、对话和人物。”不仅从编故事的角度来看是假故事，从故事本身的逻辑看，它也不给你一种“真”的感觉。疑问太多，以致这个新故事都难以说清楚，而作者又刻意强调事件的偶然性———大作家雨果和哈代为同样的原因没有少受笔伐。看来，统治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灵了。有趣的是，小说中的一名退休特工也在写一部肯尼迪遇刺的秘史，李也写了一部《历史日记》，并且时有引用。这样，就有三个层面的故事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一是肯尼迪遇刺的历史故事，二是叙述者讲的故事，三是作品中的人物讲的故事。而这三层故事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如说是相互拆台、相互消解。这也是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方式：“元虚构”———“元”者，万物之原也，返朴归真也。
“滑稽模仿”与“元虚构”是《天秤星座》中两种主要的叙事方式。其实，前者既是一种策略，又是一种态度。说它是一种策略，是因为在模仿其他类型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同时又讲完了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说它是一种态度，是因为在模仿的过程中又瓦解了以往的叙述模式与观念，从而体现出作者新的美学见解。这种“滑稽模仿”并非作者德里罗的创新，在现代派小说（如《尤利西斯》）中早已有了，但另处一种不能不说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模仿说”的新发展，那就是李的日记对德里罗的故事的模仿：小说对历史的模仿、对以往作品的模仿以及对其自身的模仿。
通过这三层模仿，传统的创作模式崩溃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消弭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元虚构”的作用倒是相辅相成的。自现实主义盛行以来，讲故事也有了一套操作规程：故事必须讲得真而又真，切不可以假乱真，各种角色更不得有越位行为；否则，姑娘们不会为简·爱小姐流泪，小伙们也不会为少年维特烦恼。其实，我们的读者是非常聪明的：小说本来就是骗人的。煞费苦心地说它真，何苦来哉，作者德里罗和其他“后现代”’作家们一样，高明之处就在于看破了这道红尘。
（《天秤星座》，唐·德里罗著韩忠华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7月第11版）
